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已经闭幕，关于NPC和CPPCC烟草的提案是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宁夏区委员会 戴秀英提交的《关于进一步提高烟草税和烟草价格的提案》。戴秀英在提案中写道，提高烟草税和烟草制品价格是最有效的控烟措施，中国的香烟价格仍然较低。为了实现《健康中国战略2030》提出的将吸烟率从目前的27.7%降至20%的目标，中国迫切需要进一步大幅提高烟草税和价格，降低香烟支付能力，遏制烟草消费的上升趋势。
事实上，烟草“加税提价”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手段。自2012年以来，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提高了烟草消费税，香烟的绝对价格也相应提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2016年中国的烟草税率为51%，在所有18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02位。
烟草，一种特殊的消费行为税【/br/]行为税是国家为限制某种行为或开辟某种财源而征收的一种税（如烟草税）。征收特殊消费行为税真的有效吗？许多专家也对这一措施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国家坚持征税，但对公共卫生的改善效果微乎其微。重税不能代替消费者的主观意愿。如果消费者本身没有戒烟戒酒的决心，仅靠提高税收很难抑制消费需求。问题的关键在于强化公民健康观念。消费者对过度吸烟和饮酒的危害了解得越多，对健康消费就越有帮助。“【/br/]这一分析并非毫无根据。事实上，以法国为例，一包香烟的平均价格从1990年的2.70欧元上升到2016年的6.6欧元，而低收入群体中吸烟者的比例也有所增加。调查显示，从2010年到2016年，没有任何文凭的吸烟者比例从34%增加到38.9%。相反，高中以上学历的吸烟者比例从23%下降到21.1%。
虽然我国没有所谓的“特殊消费行为税”，但“提高税控卷烟”的声音一直存在，“提高税控价格”的调控策略早已实施。
2009年和2015年，中国烟草税两次大幅提高，香烟价格也相应上涨。然而，价格杠杆似乎并没有对烟草消费产生实质性影响。2001年至2016年，中国成为卷烟支付能力增速最快的国家。在一些专家看来，烟草价格的增长远远赶不上吸烟者支付香烟的能力的增长。这导致了烟草消费的扩大，使中国的控烟形势更加严峻。许多控烟人士呼吁科学提高烟草税，并持续提高中国香烟的价格。（工人日报）
但烟民真的会因为物价上涨而选择戒烟吗？显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无论是加税还是涨价，都是希望用价格杠杆来抑制消费。但是，如果要建立价格杠杆，首先需要对价格相对敏感，然后缺乏替代品。对于吸烟者来说，吸烟是一种爱好需求，既有心理需求，也有生理需求。即使涨价后，你也可以选择价格略低的香烟。
提高税收不是控制烟草的灵丹妙药【/br/]提高价格来控制烟草似乎是合理的，但这只是一种理论假设或美好愿望。短期来看，香烟涨价影响了消费者的选择和香烟销售。久而久之，这种影响几乎看不到了。
存在即合理。吸烟是人类社会进程中形成的文化传统，是吸烟者选择的生活习惯。吸烟是吸烟者的偏好表达，在行使吸烟权时，如果不损害他人健康，则是人们的合法权利。目前，吸烟作为中国的一种社会文化，是传统伦理所允许的。香烟已经成为中国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吸烟者权力水平和地位的象征。此外，在私人场所吸烟不会危害公共利益，因此吸烟者的吸烟权利是正当的。
通过提高烟草税和增加吸烟成本来迫使部分吸烟者自愿戒烟可能会有一定效果，但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控烟目标。它有许多局限性:例如，提高税收不能直接控制吸烟，但它可能会增加吸烟者家庭的经济负担；此外，这可以说是一种“懒政”。只要通过加税可以抑制的行为，未来有可能直接加税吗？这将容易助长对控烟的误解，使人们认为只有提高税收才是有效的控烟政策，并抑制其他控烟措施的出台。
其实归根结底，控烟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提高税收只是手段之一。要想控烟取得实质性成效，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控烟上，更不能对加税形成“依赖”。
中国的烟民数量已经达到3亿，这不仅意味着一个极其庞大的数据，还包含着复杂的人口结构和心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不是在吸烟，而是在焦虑。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应该相互接纳，彼此共存。
在控烟问题上，社会应倡导文明吸烟、理性控烟、谨慎选择和倡导戒烟。有必要倡导在公共场所和有许多妇女、儿童和年轻人的地方不吸烟。在控烟时，我们应该照顾所有群体的需求，提醒吸烟者选择焦油含量较低的产品，并提醒每个人尽早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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